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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考虑到如今中国的环境中，这样的项目，我们自己是很难做的，这个难不是技术上难，而是国民政府未必能保护我们。所以这个技术专利，恐怕还是要和美国人合作。我们能得到的钱自然就会少很多。这个技术的专利当然是要归上海大学的，但是我们参与到这个研究的人，在研究中做出了贡献的人，也都能获得一定比例的专利分红。至少可以保障我们这些人日后都不用为吃饭发愁……”
后来侯先生在回忆起48年的大通胀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那个时候还是太胆小，反动政府说要把美元和黄金都收上去，发行金圆券，如有隐瞒，就算犯罪的时候，我一害怕，就真的交上去了，把自己的一点积蓄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真是万万没想到呀，金圆券贬值得，比法币都快，几乎是一眨眼功夫，我就穷得连一天三顿饭都吃不起了，穷得只剩下金圆券了！好在这时候，李校长听说了我们的处境，便找过来，把按月给青霉素的专利钱提前给了我们——那都是美元呀。
李校长还拉着我的手说：‘侯先生呀，这个钱，你可不能再换成金圆券了！’。我说：‘就损他们把我抓起来，关进大牢里，我也不换了——大牢里面总也要管饭吧？’”
；李谦给大家画了个大饼，同时还暗暗地将对不能保护国家利益的国民政府的怨恨之情夹在里面塞了过去。
大家的情绪也都被调动了起来，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便谈起了如何操作。医学院的助教柯麟则在一边默默地做记录。
等大家都发过了言，李谦便将柯麟做的记录拿了过来，将各种建议总结了一下，然后会议就进入了下一步——对这些建议进行讨论，从中筛选出马上就可以进行的工作。
第二天，整个上海大学的学生便都接到了一个家庭作业：回家去找一块长了青霉的东西过来，而且要注意，不要破坏了上面的青霉。
这是一个奇怪的作业，不过大家还是完成得不错。接着就是实验室培养了。
在学生们去寻找各种青霉的时候，实验室那边也没闲着，大家都在忙着做PDA培养基。所谓PDA培养基，指的是用土豆、葡萄糖和琼脂制作的培养基。这种培养基也是最适合培养霉菌的专用培养基。
如果是在欧美，这些东西，都可以直接在市面上买到，但是在中国，大家就只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
接着便是对学生们交上来的霉菌进行分类筛选。交上来的样本虽然多，但是重复的情况，杂有其他的杂菌的情况都非常多，要经过小心的处理之后，才能进行培养。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上海大学生化实验室中的恒温室里面，就都摆满了培养各种霉菌的培养皿。整个医学、生化院的人都被动员了起来，大家忙成了一团。
在这些霉菌中，他们的确也发现了几种青霉素的产量稍高一点的霉菌。不过这点差别，还不足以对生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有了这几种青霉，也就有了一个开始，接下来就可以以这几种青霉为母本，不断地培养、筛选。在合适的条件下，霉菌的繁殖很快，用不了多久，就能出现新一代的青霉，每一代的青霉都会随机的发生一定的变异。这种变化也有机会出现在青霉素的产量上。所以每次有了新的一代霉菌，就对各个样品进行测试，选取青霉素产量略高一点的，进行下一轮培养，然后再再进行筛选，希望能最终获得高产良种。
另一方面，医学院也打着“中央研究院”的牌子，开始前往中国其他城市，搜寻更多的霉菌菌种。